還俗

重接地氣，畫藝漸成熟

八大病愈后，他去爬上了一回當時南昌最高的建筑繩金塔，站在塔上，八大眺望著這座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古城，他應是有萬千感慨的，昨日的一切仿佛在一場病后都化作了前塵，而眼下的今生浮現在蒸騰嘈雜的市井間，他畫下了《繩金塔遠眺圖》，開始署款“驢”，由一條佛門的禿驢，而變為俗世的一條得靠出賣力氣而求活的驢。這次登塔之舉，對八大而言，應該是他為自己舉行的一個還俗的儀式。是對在離開臨川自焚袈裟行為的一個延續。這在八大山人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轉折，人說不瘋魔不成活。八大瘋了，一把火燒掉了袈裟，意味他徹底返回了俗世，豫章的街巷叩問了他的前世，又印證了他的今生。他的畫筆在癲狂中仿佛上接了神靈，還俗后的生活，重返熟悉的家鄉，讓他接到了地氣，使他的畫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從56歲到60歲，他的藝術走向了成熟。他的畫呈現了強烈的夸張變形，書法也變得狂放不羈，他的題款也由“驢”、“驢屋”而至甲子年，八大作《花鳥對題冊》，開始用“八大山人”署款。

此時八大山人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南昌俗世生活，他先是住在南昌西埠門，過著替人作畫糊口的日子。又與城中北蘭寺澹雪和尚挺談得來，為北蘭寺作壁畫，時常借住于此。這段時期，他開始從自我封閉中走出來，與羽昭先生、舫居先生、澹雪和尚談論徑山竹子，畫《芝蘭清供圖》、《荷石圖軸》，作草書《蘆鴻詩冊》。在北蘭寺他和江西臨江知府有了過從，相談甚歡，同游了滕王閣。

南昌北蘭寺當時就似南昌的一個藝術沙龍，八大山人通過這個場所接觸到不少人，包括《八大山人傳》的作者，客居南昌的邵長蘅。邵長蘅描寫他所見的八大：“山人面微赧，豐下而少髭。”他還真實描寫了八大其時非常人的行徑：“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醉則往往欷歔泣下。”他甚至還像記者一樣如實記錄下了八大與他面見交談時的一些奇怪細節，山人“輒作手語勢，已乃索筆書幾上相酬答。”活脫脫一個啞者形象，使人想到八大的啞巴父親。這期間八大的作偏情緒化，筆觸簡率而含蓄，畫有現藏于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的《瓜月圖》，細硬的線條勾一輪明月，一半被一只墨瓜遮擋了。又畫現藏南昌的《鳥石軸》，用筆如劍戟，筆意急促而扁薄，兩只丑鳥偎依一柱怪石。這都是八大內心的抒發。

此時，八大還與本地茶商兼山水畫家羅牧（字飯牛）詩酒往來，接觸到了江西巡撫宋犖。羅飯牛拉八大到巡撫府吃飯：八大心有不滿，卻還是去了。事后在寫給畫商方士琯的信中流露牢騷：“昨有貴人招飲飯牛老人與八大山人，山人已辭著履，老人寧無畫幾席耶？山人尊酒片肉之歲卒于此耶？遇老人為遺恨也不少，且莫為貴人道。”“貴人”指宋犖。這種交往與牽扯，倒使八大畫出了那幅頗含諷刺意味的《雙孔雀圖》，并題詩云：“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強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論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宋巡撫官署里養了兩只孔雀，八大把它畫得皮塌毛落，丑怪無比，長長的孔雀翎卻分明可以是清朝大員頂戴上的官翎，宋的頂戴是染有鎮壓反清復明人士的血的，他一上任，就武力平定了李美玉、袁大相叛亂，并將李、袁腰斬，但宋犖作為漢人滿清官員就喜好詩畫，這使長袖善舞的茶商羅飯牛跟他打得火熱，他知道老羅與八大交好，便托他向八大求畫，八大正好把一肚子對宋犖的憎惡與不屑通過《雙孔雀圖》畫了出來。好在宋巡撫心中有數，畫收下了，也不與八大計較，一直到今日都留了下來，藏在八大山人紀念館里。若有緣，沒準在真跡館里還能碰到展出的原作。

65歲以后八大達到了藝術創作的高度成熟期。他的許多重要作品，如《雜畫冊》、《游魚圖軸》、《松石圖軸》、《孤鳥圖軸》、《山水冊》、《雙鳥圖軸》、《安晚冊》、《秋山圖軸》、《河上花圖卷》、《鹿石圖軸》、《花鳥冊》、《雙鷹圖軸》、《椿鹿圖軸》都是在這時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