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或貧窮家庭的校外學習支出費用相對更多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學校維持師資力量和保證學校正常運轉的支出也更高。他們的研究發現，2006年實施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使地方教育經費被固化于既定結構中，弱化了地方對教育經費使用的自主決策權。這使得學校經費與學校管理的關系脫離于地方當期的經濟水平，經費的充足與否并不會因地方經濟水平而有明顯差異。同時，在社會經濟、財政和教育財政相同的情況下，學生規模越多，地方政府的生均公共教育投入水平越低；而在義務教育完全普及的情況下，地區的學生規模和經濟水平并不直接相關。

進一步研究后，賈男和劉國順發現，家庭的校外學習班參加率和支出都隨生均公用經費的增加呈“U型”分布，即先降低后升高；增加生均公用經費對家庭校外學習班和校外補習班支出的影響，是先“替代”后“互補”。

賈男解釋，國家給錢較少時，隨著給錢量的增多，自己就減少教育支出，這是替代的關系；國家給的錢多，自己還要付出更多，這是互補的關系。

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認為，生均公用經費對家庭校外學習和補習行為的影響不是單純的替代或互補，而是總體呈現U型、從替代轉向互補的關系。他們的研究發現，在生均公用經費平均水平以下，隨著生均公用經費增加，家庭傾向于降低校外學習班參與率和教育支出；而在平均水平以上，會刺激家庭增加校外學習班和補習班參與率，并提高校外教育支出。

換句話說，在生均公用經費從低、高兩端向平均水平趨近時，家庭的校外學習班和補習班的參加率和支出都是下降的。當生均公共投入中等水平覆蓋的范圍越廣時，會有更多的家庭降低私人教育投資，表現為補習率和補習支出的下降。賈男認為，一些學者的研究結論或許有助于理解家庭教育支出隨公共投入增加呈現出的增減變動。如我國的課外補習對于城鎮家庭主要是培優型，但對于只能進入一些薄弱學校學習的城市務工人員的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課外補習能提高他們的成績。而對于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課外補習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彌補與公立學校在教育質量上的不公平與不均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生均公用經費極少時，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增加的原因。

“這就是我們目前描述的現實。”賈男說，特別窮的或者特別富的家庭，校外學習支出費用相對更多——這個多與少是相對量，與各自收入相關。究其原因，賈男解釋，富裕家庭希望孩子享有精英教育，貧窮家庭希望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而介于兩者之間的家庭，在階層流動方面沒有那么迫切，所以教育支出的變化幅度沒有那么明顯。

增加地級市層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負擔

劉國順說，通過進一步的分城鄉研究發現，生均公用經費增加，會促使農村家庭增加校外學習班的參加率和支出，而對城區學校的家庭影響是標準“U”型的，其中，生均公用經費增加只對地級市城區學校的家庭校外學習班支出有“替代”效應，在直轄市、省會城市、縣（縣級市）城區，家庭校外學習班支出是增加的。考慮到城區學校的分布事實上以地級市為主，則生均公用經費增加，應該是整體上降低了城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因此，在城市均衡公共教育投入，特別是增加地級市層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負擔，減緩城市人力資本投資上的競爭。需要說明的是，農村家庭和城區家庭在提高校外教育的參加率和支出上，有著根本區別，前者目的是補差，后者是培優。這說明國家在農村教育領域積累的欠賬太多，現在雖然增加了對農村的公共教育投入，但增加的力度和積累還遠遠不能彌補城鄉教育資源上的固有差距。

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也提醒，事實上，教育投入上的整體擴張政策未必都能促進社會公平，由于家庭因素的影響，教育資源在代際傳遞上的U型趨勢，不僅在現階段存在，歷史中同樣如此。

為此，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給出三條政策建議：

第一，義務教育經費“三增長”政策措施，在不同地區對家庭校外教育的影響是不同的，在投入高的地區(往往是發達地區)會強化家庭間的教育支出競賽。對此，賈男解釋，對于教育資源已經集中的地區來說，一些已經處于更高階層的家庭如果想讓自己的狀況更好，只有讓孩子接受更精英的教育，而現有的公共教育資源不能滿足需求。所以他們只能通過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實現向更高階層的流動。

第二，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差異不大的同地域內，增強校際間的師資力量流動，避免高、低職稱教師扎堆兒，也有利于減輕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競爭。盡管已經全面普及了義務教育，但是，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還存在明顯差距。“正是現在教育發展不夠均衡，各地差異比較大，才導致大家都想追求好的教育資源——差的想好一些，好的想更好。”賈男說。

所以，他們的第三點建議是，在“地方辦學為主”的義務教育體制下，國家要進一步推進均衡發展戰略，有利于打破人力資本的地域固化，縮小家庭通過校外教育進行優勢資源代際傳遞而形成的教育差距，有利于教育結果公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