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眾所周知,無論是“鬧新娘”還是“鬧伴娘”,都是婚俗陋習,但這種陋習,為何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

如果追溯本源,“鬧”,有很多原因,最本質的,或許只有3個:一,以男性為中心的熟人社會的狂歡；二,性啟蒙；三,被壓抑欲望的釋放。如果更精要地概括,或許是:原始沖動和本能欲望在群體行為中的釋放,同時,理性泯滅。

在中國,對于性,雖然人們私下津津樂道,但歷來在公開場合,是件很羞恥的事,中國性教育的困境,可以寫成洋洋萬言雄文。“鬧伴娘”或“鬧新娘”,恰恰提供了一個公共場合性教育、性啟蒙的機會——雖然是畸形的,那些剛在婚禮上飲足了酒的青年男子,怎會放過這個機會?礙于情面,不敢對新娘過度騷擾,不是還有漂亮的伴娘嗎?祿山之爪,蠢蠢欲動。

“鬧伴娘”最兇的,從來不是一人對一人,而是一群人對一人。對于個體來說,群體性行為,是一種暗示,是一種點燃,是一種安全感。法國心理學家勒龐的名著《烏合之眾》,提示了這種現象的本質:當一個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是個體心理的規制,遵循的是社會的一般化道德,然而,一旦置身群體之中,個體便會在最短時間內自我隱匿,成為從屬于整體的不起眼的“符號”,帶有同一性特質,因而個性湮沒。群體中,個人是無名的,他甘愿服從甘愿簡單甘愿抽象化,具象的復雜的批判的品質被肆意踐踏。他不再是普遍預設中的理性自足的責任主體,在群體中,任何人都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帶有原始沖動和本能欲望的純粹行動和免責的執行者,思考是多余的。

是的,那些“鬧”完之后獨自一人時或心存僥幸或后悔莫及的男青年,驚訝于自己那些瘋狂的言行舉止,卻很難還原當時的真實心境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此時此人已被“力比多”所控制,代表欲望的完全潛意識的“本我”極度膨脹,而代表道德判斷與道德自律的“超我”,全面潰敗,在“本我”與“超我”之間尋求平衡的“自我”,已經完全失去了調節的力量,完全失去自我的軟塌塌之狀態。

四

當今新人無不重視婚禮,豪車接送、司儀抒情,幾乎已成標配,同樣成為標配的是伴郎伴娘,尤其是伴娘,人數是否多、顏值是否高,通常被視為新娘個人及其家庭人脈與實力的一個符號——當然,新娘一般不大愿意邀請比自己漂亮的姐妹充當伴娘,不過,也不會邀請像小說《五魁》中那個一臉麻子的年紀大的女人充當伴娘,伴娘太漂亮,固然是搶新娘子風頭,伴娘模樣丑陋,也是坍新娘的臺。

再說說小說《五魁》,這其實是一部相當虐心的小說:五魁背著新娘,還是被土匪捉住,五魁來到白風寨,強抑恐懼向寨主討回新娘,完璧歸回柳家。而柳家已發生巨大變故:新郎得知新娘被劫,怒取火槍要去報仇,卻因走火打斷了自己雙腿,變成了一個沒有性能力的男人,他整日虐待新娘,五魁后來救出了新娘,一起躲到大山中,但五魁始終礙于道德束縛,不敢與這個美麗而可憐的女人發生關系……她最終墜崖自殺,而五魁成了一個好色如命的土匪,到處搶壓寨夫人。

這部小說如果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性壓抑”。新郎、新娘、五魁,都是性壓抑。在電影《喜宴》中,導演李安還客串了一個角色,當某位洋人賓客驚嘆于鬧洞房的習俗時,李安講出了一句經典臺詞:“你正見識到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

集體的性壓抑,其實是一種精神疾病,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當代中國處于社會劇變期,價值觀多元化,傳統家庭解體,尤其是一個龐大的進城務工人員群體,很多是丈夫進城、妻子留守模式,他們的“性福”,曾被廣泛關注。此外,中國男女比例失調,也造成了一批性壓抑者——聯合國設定的正常值為103—107,即正常情況下,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會出生103—107個男孩,但中國人口統計數字顯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最高時達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達到了130。專家憂心忡忡地表示:保守估計,中國未來30年將有大約3000萬男人娶不到媳婦。

在大城市,有很多所謂的“剩女”,她們更多是個人主動選擇“剩”著；在農村,卻有更多名符其實的“剩男”,他們是因為經濟原因,被動單身。

伴娘在某些地方遭遇的騷擾尷尬,或正是男女比例失調現象的折射。如何解決這一時代難題,是個大課題。（作者 關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