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某說，一開始客源不夠，他就一直沒怎么收“份子錢”，到了2014年年底的時候，滴滴打車開始進入市場，人們開始越發習慣利用手機叫車，有智能手機的就網約，有的消費者開始打電話叫車。借著網約車的東風，他的生意開始越來越好，他就把“份子錢”由每月200元漲到300元。

據劉某稱，“份子錢”是他唯一的收入來源，拿著這些錢他開始做一些投入，以一年兩萬元的租金租了辦公室，雇3個話務員負責接聽電話和派車，每名話務員的月薪2500元，每輛車都會配備手持電臺，每年的各種開支在7萬左右，而收的“份子錢”一年下來有10余萬元。

“司機上崗前要面試，面試時要帶好錢和身份證復印件，駕駛證看一下就行，駕齡最好3年以上，審核最重要的還是看司機對路況的了解，不要耽誤了生意”。此外，該車隊會為司機配對講機，司機要備有一個安卓手機用來“報站”。由于大部分車都是外地車牌，所以駕駛范圍多在京郊。

這位負責人稱，車隊并沒有進行注冊。至于是否違法，負責人回復說，“要加入就加入，怕風險再好好考慮去吧。”

為了方便收份子錢，劉某加了司機們的微信，把微信名改成車牌號尾號，通過微信交“份子錢”，誰交誰沒交一目了然。

案情2 有微信公號稱收費萬元可幫建“車隊”平臺

記者注意到一個提供“七元叫車”和“七元司機注冊”服務的微信公眾號。在七元叫車服務頁面中，顯示了“打七元直接點擊呼叫出租車”、“外環內用車一站式7元，出城費用請與司機協商”等內容，該公號提示只支持微信支付。點擊“七元司機注冊”服務，系統則提示“無法提供服務”，同時回復了一個二維碼。北青報記者掃碼后發現，其為一個為七元叫車服務提供技術支持的平臺。

記者向該微信公號平臺詢問七元司機注冊服務暫停的原因，對方表示，“系統線上注冊已經停用了，工作人員晚點會私發注冊鏈接給你。”北青報記者詢問注冊七元司機是否需要其他證件信息。“不需要，有你車輛的基礎信息就行。”對方稱，任何人都可以在該平臺上組建自己的車隊，平臺每年收取一萬元技術費用，每年交三萬則可以成為某個地區的壟斷代理商。

至于車隊如何向本車隊的司機收取費用，對方稱，“都是車隊組建者自己決定。”北青報記者問及私人組建車隊是否合法時，對方表示自己只是軟件提供商，車隊是否合法是車隊自己的事。

案情3 夢想“轉正” 創業成為大公司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作為車隊的管理者，劉某只在手機里存儲了車輛的車牌號后3位還有車輛品牌、車型和顏色，他甚至連司機具體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只是按月收大家“份子錢”，有時候現金有時候微信，專職的三百，不經常干的一二百，沒有任何公司規章制度、經營利潤，也沒有賬目、不納稅。

組車隊后，他進行了統一定價，最早時是懷柔城區內不管到什么地方統一價格5元，后來因為油價上漲乘車費用漲到6元，后來在2016年開始統一漲到7元至案發。但如果乘客上了車想出縣城，就自己和司機商量價格，他從來不管。他也從沒有和司機簽署過勞務合同。

干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劉某一度覺得自己就是創業的大公司，甚至成為像滴滴那樣的企業。劉某說，因為沒有出租運營資格，公司掛的是信息服務的證照，但這跟他的營業項目不符，他就給取消了。他也想過到有關部門辦理正規運營執照，但后來也不了了之。

劉某說，前幾年社會上一直在呼喚網約車新政，去年終于新政落地，他聽說滴滴被政府支持，曾被約談過，他也幻想著會有人約談他，把他納入網約車正規渠道，但他沒想到4月28日那天，“約談”他的卻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