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鄉村孩子，連續兩次在全市校園文化藝術節上獲得合唱第一名。這事在山西省孝義市引發了不小的轟動。

很多人難免好奇：山里娃咋成的“歌唱家”？

答案其實簡單，孩子們有一位優秀的音樂教師。2012年，高番平大學畢業后擔任孝義市高陽小學音樂教師，短短幾年便成為孩子們最喜歡的老師，也變成整個高陽鎮的“香餑餑”。

這么好的教師，為啥愿意待在山溝里教學？

答案也不復雜，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讓鄉村教育面貌煥然一新，讓廣大農村家長、學生和教師看到了希望。鄉村教育不再是“薄弱”的代名詞，反而變成縣域教育的亮點。

時光回到2016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直面問題：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國家必須保障的公益性事業，是必須優先發展的基本公共事業，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事業……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鄉村優質教育資源緊缺，教育質量亟待提高；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大班額問題嚴重。

就在文件印發前的2016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指出，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對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春風，吹進城鎮鄉村。一年多來，各地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工作有序推進，許多農村學校實現“逆襲”，城鎮學校大班額、隨遷子女就學等難題陸續破解。家門口的好學校越來越多，“鄉村弱”“城鎮擠”的突出矛盾得以緩解。

扭轉“鄉村弱”

既重硬件改善，更重內涵發展

浙江省麗水市景寧畬族自治縣位于浙南山區，十幾萬人口分布不均，農村小規模學校遍地開花。其中，初中小規模學校占比90%，小學小規模學校占比80%。縣教育局局長劉愛忠意識到，只有“把小規模學校辦好，景寧農村教育的地基才能扎牢”。

自2006年起，當不少地方還熱衷于撤并調整教學點的時候，景寧縣就已經擁抱小規模學校，將“變撤為改”確定為小規模學校建設的總體思路。劉愛忠認為，按照景寧的地形特點，撤掉一部分學校，勢必會造成農村孩子入學困難。可要是原封不動，老舊的設施條件也難以適應現在的教學要求，所以“改”就成了最好的出路。

如果僅僅改硬件，再漂亮的校舍也難留住學生，景寧縣教育局要求各學校根據自身特點進行“文化裝修”。梧桐鄉的“崇孝文化”、鸕鶿鄉的“三園文化”、九龍鄉的“多彩文化”、大均鄉的“溫暖文化”……文化內核被注入全縣小規模學校，讓這些“小學校”變得更美更有吸引力。

記者了解到，為了支持鄉村教育發展，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補助資金355.5億元，比2016年增加20億元。2016年至2017年國家發改委共投入中央預算內資金158.3億元，加快推進義務教育學校和農村學校教師周轉宿舍建設。

在標準化建設方面，各地積極落實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標準，堅持城鄉并重和軟硬件并重，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科學推進城鄉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得益于此，眾多鄉村學校面貌一新。

河北省石家莊市針對深山區學校條件差、規模小、布局散、教學質量低的問題，從2011年開始保留條件較好的教學點，新建、改建一批標準化寄宿學校，實施“山區教育扶貧工程”。

硬件均衡只是基本的均衡，如何推動基本均衡向優質均衡邁進？落腳點在于注重內涵發展，提升農村學校的教育質量。

即便是在上海，城鄉差距偏大的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如何把優質資源用好用足，突破城鄉教育資源流動的壁壘和限制？上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委托管理。政府通過購買專業服務，委托優質學校或教育中介組織機構對相對薄弱的農村中小學進行管理。托管雙方以情感融合為基礎，民主參與，共同形成先進的教育理念，共建學校新文化，使原本薄弱的學校在辦學水平、教育質量方面得到全面提升。這種方式激活了薄弱學校的發展愿望，使其生發出自主發展的能力。

北京持續推進高校支持中小學發展項目、教科研部門支持中小學發展項目、民辦教育機構參與中小學學科教學改革項目以及外籍教師參與中小學英語教學改革項目，重點幫扶郊區學校提升教育質量。安徽推動以縣為單位、由優質學校輻射教學點和薄弱學校的“在線課堂”常態化教學模式，全省中小學校寬帶和多媒體班級覆蓋率均達到99%，有效解決教學點及農村偏遠地區師資力量匱乏難題。

“一體化”并非“同質化”。在擴大優質資源輻射效應的同時，如何發掘鄉村教育獨有的文化資源，避免城鄉教育同質化？

普義鄉曼芽村小學位于云南省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寧洱咖啡是當地特產。每到綜合實踐課時，教師就會帶領學生到咖啡種植園里為咖啡樹捉蟲、拔草，師生有說有笑，干勁十足。而在磨黑鎮第一小學，孩子們課間會表演“非遺文化進校園”保留節目板凳龍舞《舞龍樂》，該舞蹈起源于當地哈尼族祈求降雨獲得豐收的一種儀式。

長期以來，寧洱縣將教育脫貧攻堅作為縣域脫貧攻堅的重點對象，以求從根本上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去年底，寧洱縣通過了全國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縣驗收。

“農村學校受交通、資源等方面限制，辦學水平很難達到縣城學校的水平，但特色辦學、信息化建設可以彌合溝壑。”這是縣教育局長王勇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一語道破了寧洱縣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思路和途徑。

鄉村學生天然地跟土地有密切的聯系，種咖啡、栽普洱、學板凳龍舞，我國教育家陶行知和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所闡述的“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的理念在這里得以充分體現。

挖掘鄉土資源，傳承鄉土文化，尋找鄉村教育的獨特內涵——鄉村教育生態的重建，讓每一所鄉村學校都“美”得有特點、“優”得有亮點。

解題“城鎮擠”

大班額加快消解，隨遷子女就學更有保障

像許多地方一樣，大班額給山東省中小學教育帶來的問題日益加重：影響了教育教學質量，阻礙了教育改革，加重了教師負擔。

解決大班額問題從何下手？山東抓住“人、地、錢”三個要素：建設學校有沒有地方？教育教學有沒有人？投資建設有沒有錢？

對于“人”和“錢”兩個要素，在師資補充配置方面，山東及時調整教師編制，設立臨時性的教師周轉編制專戶，完善教師補充機制，通過“縣管校聘”等一系列舉措優化師資配置。在財政投入方面，山東省在保障財政投入的基礎上，強化金融扶持，全面加大財政金融投入支持學校建設的力度。根據山東化解大班額問題專項規劃及實施方案，到今年底，解決大班額問題的總投入將達到1220.17億元，建設中小學2963所，新增學位253.766萬個。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介紹，目前各地建立健全了大班額情況摸底排查機制，逐縣逐校全面排查義務教育大班額的數量與分布情況，按照消除大班額計劃的總體目標和工作標準，細化量化年度工作目標和階段性工作目標，科學做好規劃，明確了消除大班額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16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大班額45萬個，比例為12.7%，與2015年相比減少4萬個；超大班額有14萬個，同比減少3萬個。自2009年以來，大班額比例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城鎮學校規模大、班級擁擠狀況開始逐步化解。

“各地積極完善義務教育學校建設的地方性法規和制度，加強統籌規劃，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學校布局結構，有序擴大城鎮學位供給，滿足適齡兒童少年就近入學需要。”呂玉剛介紹。

為了避免地方經濟發展擠占、縮減、挪用教育用地，江蘇省南京市把依法保護教育用地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制定并實施《南京市中小學幼兒園用地保護條例》，并編制與之配套的教育專項規劃和準則，明確了中小學和幼兒園配套建設的義務、產權移交、零星開發等一系列問題，在法律層面為中小學建設發展設定了“硬杠杠”。

破解二元教育結構，除了消除城鄉教育差異，也要破除“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機會，促進隨遷子女與就讀學校的文化融合。

按照國家要求和部署，各地在堅持“兩為主、兩納入”（即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同時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保障隨遷子女就學政策基礎上，正加快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積極為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創造條件。2016年全國外出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有1397萬人，在公辦學校就讀的比例達到80%，加上政府購買民辦學校服務后，納入財政保障的比例超過86%。

財政部、教育部自2017年春季學期開始，統一了城鄉“兩免一補”政策。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資金1170億元。全國約有1377萬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獲得生活費補助，約1400萬名隨遷子女享受“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資金可攜帶政策。公安部加大督促指導力度，推動各地出臺居住證實施辦法。截至目前，全國共有29個省份出臺了居住證實施辦法，為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奠定了基礎。

吉林省探索推行“一站式報名”和建立網上報名通道等方式，簡化隨遷子女入學辦理程序，按照相對就近原則，劃定服務學區學校，方便隨遷子女入學，同時規定隨遷子女在分班就讀、獎勵評優、入隊入團、升學考試等方面享有同城同待遇。上海實施“新優質學校”推進項目，提出“讓每一所家門口的學校都優質，讓每一個學生健康快樂成長”，并成立專門的項目組，總結和推廣大量招收隨遷子女的普通學校的辦學經驗，推出更多關注學生內心世界、關注教育過程豐富、師生關系和諧、多樣化學習需求得以滿足的典型學校，促進隨遷子女融入流入地和育人質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