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良家的店員正在制作煎餅

23年來，山東漢子黃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終是“賣煎餅的”。這些年，他雇了員工，給沂蒙煎餅里加芝士和培根，顧客從街坊阿嬤漸漸變成走路生風(fēng)的白領(lǐng)。可他的店面依舊在菜場巷道間不起眼的夾縫中遷徙。

他喜歡這座城市，卻從不敢將它視作歸宿。黃友良剛來上海時，內(nèi)環(huán)高架還孤零零地杵在空中；靜安寺附近遍布低矮老樓，野貓耗子在巷道里肆無忌憚地追逐。他曾經(jīng)落腳的野草瘋長的大院，如今建起摩天大樓。

黃友良比很多“上海人”更熟悉這座城市。如今寸土寸金的靜安寺周邊，他的店鋪被精致的紅磚洋房和掛著英文招牌的乳白色酒吧包圍。十幾平方米的煎餅店是另一個世界：他像23年前一樣，把一勺面糊澆在滾燙的鐵板上。用木勺刮勻后，這攤面滋滋作響，冒出白煙，半分鐘就變成一張煎餅。攤勻一枚雞蛋需要10秒，鏟碎一塊薄脆則只需1秒。這些動作每天在店里重復(fù)1000次甚至更多。

黃友良煎餅鋪的煎餅

時間在這里流淌得緩慢。柜臺上貼著碩大的紅底黑字，“歡迎您到俺家來用餐”。墻兩邊糊滿了老舊海報，上面是他的家鄉(xiāng)——沂蒙山區(qū)一座名叫“油簍”的村莊。

這座小山村被黃友良夸作“中華煎餅第一村”。沒出年關(guān)的村子里，街道幾無人煙。空蕩蕩的樓房下，鼻涕糊了一臉的3歲孩子摔倒在馬路上。3位老人顫抖地抬著一箱水果，在公寓樓的陰影下慢慢地走。1400多口人的油簍村享有盛名的唯一原因，是村里近千名勞力，幾乎散落在全國各地，用手?jǐn)偧屣灀Q來家里的吃穿用度。

黃友良家是村莊第一戶走出去的家庭。23年前，當(dāng)這戶人家背著鋪蓋、筷子和辣椒面登上開往上海的綠皮車時，油簍村和成千上萬個村子一樣，開始尋找與城市融合共生的辦法。

那時的黃家人沒有想到，自己身處上海和油簍的夾縫間，轉(zhuǎn)眼便是20多年。

流離雖苦，卻能賺到真金白銀

1996年，黃友良一家剛來上海，借住在遠(yuǎn)房親戚的棚屋里。一家人打著地鋪，睜開眼就能瞅見敞開的石棉瓦，誰也睡不著。

當(dāng)年年初，黃友良的父親黃守軍承包的農(nóng)用車出了事故，對方一死多傷，欠下一大筆賠償。試圖東山再起的他去種紅薯，地窖挖到一半就塌了，又砸死一人。黃守軍跑遍全村都借不到還債用的十幾萬元。

當(dāng)時的油簍村，每個人只能勻到三四分地。種地謀生的村民家常年沒油吃，因為地里種了榨油的花生，主糧就不夠用。有親戚心疼黃家，剛送來一只羊，立刻被聞風(fēng)而來的追債者牽走了。

來到上海，全家就圖兩件事：活下來和還債。14歲的黃友良每天凌晨三四點起床，蹬40多分鐘的三輪車，馱著比他還沉的黑煤爐，五點半趕到菜市場開攤。

姐姐黃友娥記得，有一年她重感冒，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出早攤時又遇暴風(fēng)，連人帶車被掀翻在坡路上。不過她沒覺得疼，只心疼一地的雞蛋、面粉。

一家人拼命趕早出攤，除了早市人多，更因為城管9點上街巡邏。那是少年時的黃友良第一次對大城市產(chǎn)生窒息般的恐慌感。母親曾被城管逮住，要沒收全部炊具，怎么求也沒用。稚氣未脫的黃友良去求饒，城管心疼孩子，才放他們一馬。

后來流動攤抓得嚴(yán)，黃家人租了600元一月的固定攤位。剛換地方時，黃友娥攤煎餅的手不停地抖，就怕銷路不好，回不了本兒。

在上海的頭兩年，黃友良家只能吃粗糧餅子和咸菜，攤煎餅剩的面糊都算是“好東西”。同樣滬漂的鄰居看見了，覺得這戶人寒酸，笑話他們。黃家從此鎖門吃飯。

直到2000年，他們還清了債。父親撕掉最后一張欠條后，去銀行辦了張存折。黃友良記得父親握著紅本本老淚縱橫，“沒想到這輩子還能有這玩意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