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良的煎餅鋪，面積不大

攤煎餅的手轉得再快，也趕不上房價飛漲的速度了

匆忙趕來的黃友良將父親送進了上海的醫院，診斷結果是腦梗，所幸發現及時。黃守軍對此非常不滿。他堅信自己只是有點累，壓根沒病。在醫院住10天院，花了上萬塊錢，還耽誤全家做生意，他心疼不已。

這位老爺子想的是努力賺錢，幫兒子在上海買房。依照黃家目前的經濟狀況，如果房價企穩，黃守軍不吃不喝干到85歲，就買得起15年前本能買下的那套公寓了。

黃守軍對曾經不讓孩子買房深感歉疚。兒子看好的那套門面房，第二年就漲了10萬元。當時經營攤位，他從清早干到正午，每分鐘賣一份煎餅，全年無休，才能補上這一年間的差價。

20年間，上海的煎餅售價大致翻了3倍；房價則翻了15倍——攤煎餅的手轉得再快，也趕不上房價飛漲的速度了。

如今的黃友良夫妻和兩個孩子住在店鋪附近的老樓，屋子十幾平方米，一樓，背光，見不到太陽，白天也要開燈。一進門是兩個孩子的書桌，旁邊緊巴巴地塞著冰箱。

這間月租3500元的房子沒有廚房，和其他街坊共用樓道里的洗手間。所謂“臥室”是孩子們書桌頂上隔出的一小片“閣樓”。全家四口擠在一起睡覺，平時在上面站不起來，只能坐著移動。

長期住著這樣的房子，黃友良承認，歸屬感逐漸消磨。

他漸漸對一些事情敏感：曾經居住的棚戶區拆遷后建起了明亮的大廈，幾年后去送外賣，穿著西服的保安面無表情地攔住他，“閑雜人等不得入內。”

對于未來規劃、身份認同這些問題，90后的黃剛倒不愿像上一代人一樣想那么多。他早早結了婚，已有兩個兒子。煎餅攤有時7點才開，哪天累了就索性不來。下午送外賣補貼家用，晚上就在家打游戲、看視頻。

他在上海讀小學時，很少有上海孩子愿意和一口魯西口音的他講話。時間長了，他覺得理所應當。畢業后大家很快杳無音信，都跟著父母漂泊去其他省市打工，這讓黃剛覺得，留在上海做煎餅已經不錯了。

他在上海的時間遠比老家長，卻說攢夠了在老家縣城買房子和開店的錢就回去，可如今的收入，也只夠一家四口勉強溫飽，存不下錢。

相比之下，黃友良和黃友娥等人對城市的感情更為復雜——有說不出的苦，

歸根到底是留戀。他們說上海的老人們愛占小便宜，做煎餅時拼命催著加薄脆和蔬菜，平時聊天會順其自然地鄙視一把外地人的家鄉。可也同樣是他們，會給窮苦的外地人端來熱乎的冰糖紅燒肉，打包送來整齊的舊衣服，幫著小攤販們去機關申請證件，遇到檢查和糾紛時幫他們據理力爭。

不久前的某天，黃友良遇到一位熟悉的阿嬤，說自己或許呆不了幾年了。

阿嬤嚴肅地安慰他：“不會的，不會讓你們這些老實人走的。你們要是走了，我們吃什么呢？”

一戶油簍村民的煎餅鋪，各色食材碼放整齊

“考上大學，日子就變了。”

黃友良一家在上海沒有歸屬感，是因為缺一套房子。黃友娥嚴肅地反駁了他們。

她和愛人這十幾年經營成功，在上海、浙江烏鎮和老家縣城都有房產，幾乎是油簍村致富之路上的巔峰。可她依舊覺得無奈。她和愛人沒戶口，積分不夠，孩子快上高中，必須和父母分開，回老家念書。

孩子離開時，眼淚汪汪地問，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怎么辦？她一句話都答不上。剛分開的第一個月，她連電話都不敢打，生怕接起來落淚。

她和愛人也考慮過讓孩子在上海讀中專。可孩子在上海能考班里前十，十幾歲的孩子咬著牙說，寧可回家吃苦，也不放過讀大學的機會。為了湊夠積分，黃友娥甚至去報了計算機系的成人高考，雖然老師講的一句都聽不懂，可這屬于“高端稀缺行業”，混出學歷就能加分。

直到后來，才有人告訴她，加分必須是全日制學歷，半工半讀的不行。

更令她揪心的是，油簍村很多返鄉的孩子，因為父母不在身邊，高中就輟學，然后早戀、結婚，外出打工。還有個沒成年的孩子，回家一個月就逃學，自己坐上火車，回上海找父母了。

留在上海倒也不一定是好選擇。黃衛東家9歲的小女孩，3月4日那天，坐在小店的墻角，看著手機里的動畫哈哈大笑。父母忙得焦頭爛額，沒時間管她。她的晚飯是辣條、肉丸、飲料和三根冰棒。

黃衛東家也一度把年幼的女孩留在老家，交給村里的老人看管。直到回鄉，發現孩子“像乞丐一樣”，滿臉黑灰，衣服都爛了。

黃友良覺得，“出來做煎餅，確實顧不得孩子”。山東的教育似乎更適應他的家庭，可他不敢把孩子送回去。

在上海，學校下午早早放學，其他家庭的孩子要不由家長接回去輔導，要不送去輔導班。他和愛人每晚11點收攤，只能讓孩子自己步行回家，等他們回去時，孩子已入睡。他的收入不足以讓孩子在上海參加輔導，自己的文化水平也只有小學，結果上初中的女兒沉溺手機，成績在班里倒數。

今年32歲的黃凱是黃友良的侄子，也是油簍村走出的大學生。他的父母在他初一時就來了上海，整個中學階段，他都獨自在老家的學校寄宿。這個如今已在上海定居、年薪逾30萬元的年輕人回憶，初中時，學校周末安排回家，周三則有父母探望。每當同學沖向大門，奔向父母懷抱時，他就一個人躲在餐廳吃飯，眼里憋著淚，心里想著母親臨走時和他說的話，“出去賺錢就是為了供你讀書，考上大學，日子就變了。”

等到他大學畢業選擇工作時，全家意見出奇一致——一定要來上海。家人終于實現了團聚。

如今的黃凱身為城市規劃設計師，經常參與舊城改造，把老路擴寬，增加綠地面積，為原本破舊的老城設置公共空間。他時不時在工作時回憶起兒時假期來上海，住的也是破破爛爛的屋子。可也正是那時，他第一次見識了大城市，第一次嘗到巧克力和可樂。這又讓他在老家的學校成為被羨慕的對象，給了他學習的動力。

“如果父輩沒來上海，那我們的眼界可能永遠局限在村里。”黃凱說。

他擔心的是，自己讀書時，很多同學選擇考學。可最近幾年，村里九成的“90后”在外打工。他偶爾回村，聽到人們說：“讀書有什么好？出來后也比攤煎餅多不了幾塊錢。”

村里也試圖改變這些狀況。近兩年，油簍村建起了嶄新的鋪著綠色塑膠的幼兒園。村支書還說，要為油簍的孩子申請建一所小學，讓村民對教育更加上心。

在他的規劃里，攤煎餅的生意給一代人帶來了希望，可下一代不能照搬。他想著在油簍建煎餅文化館和體驗店，為旅游產業錦上添花。

每張煎餅背后，都有油簍村民對好日子的期待。黃友娥夫婦盼望的，是孩子能考回上海，找到工作。如果孩子真的去了其他城市，兩口子就打算把上海的房子賣掉，跟著孩子遷徙。在他們心中，上海不能代表家，孩子才能。

黃友良也期盼著女兒能考上上海本地的中專，不用父女分離。他的夢想是把煎餅在上海做成知名品牌，然后回到油簍，大規模種植有機蔬菜，再借著煎餅品牌的知名度返銷回上海。

但眼下，他能做的就是死死守住菜市場旁那個夾縫里的煎餅店，和女兒一起奮力抓住這個城市留給他們的慷慨的機會。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程盟超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