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武漢：各項經濟指標發展水平較好

武漢在國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六。作為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城市，武漢積累的國家戰略資源不如天津，在新增的國家戰略支持上不如重慶。武漢各項經濟指標處于較高發展水平，但工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相對不高。武漢的社會發展水平排在第七，城市綠化環境等問題比較突出。武漢的文化產業及相關從業人員的發展水平偏低。武漢的通信信息流動水平較低。武漢的國際交往水平與沿海發達城市的差距也比較大。

（七）成都：要補的基礎課相當艱巨

成都在國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七。《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增強成都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科技中心、文創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功能”，但從全國一盤棋看，成都建設國家中心城市要補的基礎課還相當艱巨，與成都近年來給人的“熱鬧和繁華”感覺并不一致。成都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在第六，人均GDP及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偏低，第三產業比重不高。成都的社會發展水平排在第三，文化發展水平排在第四，在教育、醫療、城市綠化環境、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

（八）鄭州：發展基礎相對薄弱

鄭州在國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八。三個一級指標的排名均位居第八，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家底和基礎比較薄弱，這說明設立國家中心城市的主要標準，是看它是否符合國家戰略布局的需要。鄭州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0.9‰，在8個國家中心城市中最高，基礎人口密度和發展趨勢優勢較為明顯。鄭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均排在第八，經濟、教育、城市綠化環境等方面還需要加快發展。

加快推進國家中心城市規劃建設的建議

（一）加強國家中心城市的基礎理論、政策和標準研究

國家中心城市從首次提出至今已過去了8年，但由于基礎理論、政策和標準研究嚴重滯后，在“哪個是，哪個不是”和該怎么建設和評估等方面，至今還存在著很多模棱兩可的認識，這不同程度地影響、干擾了國家中心城市的規劃和發展。立足于國家政策戰略設計和已有國家中心城市的經驗，開展符合我國國情的中心城市基本理論研究，配套出臺政策體系和評估標準，避免部委、城市、專家和媒體自說自話乃至“另搞一套”，為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提供理論指導和政策指引已勢在必行。

（二）高度關注以“萬億元GDP”為評估認定標準的負面影響

近年來把“萬億元GDP”作為衡量國家中心城市主要標準的說法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不僅直接影響到個別入選城市的發展思路和規劃編制，也在一些有競爭力的大城市之間掀起了新一輪的“GDP”競賽。但這個流行說法，在住房城鄉建設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兩方面均找不到任何依據。受其影響，一些大城市把心思和精力主要用于提升自身的首位度上，背棄了中心城市應有的輻射、服務、帶動和引領功能，在項目、資金、人才人力等要素方面加強了對周邊中小城市的截留、虹吸和壓制。應盡快明確國家中心城市的核心職能，承擔國家戰略使命和戰略意圖，促進國家中心城市的健康培育和成長。

（三）未來應在西北和東北地區謀劃和重點培育國家中心城市

從落實十九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高度，應將西北和東北作為規劃國家中心城市的重點區域。東北地區已有哈長國家級城市群，加上振興東北的戰略需要，完全可考慮設置一個國家中心城市作為新增長極。在西部盡管已有重慶、成都兩個，但在空間上都偏于大西南，在廣漠西北地區還是一片空白。西北地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應考慮培育一到兩個國家中心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天津、上海、廣州形成“對稱之美”，使國家中心城市在空間和功能上更加均衡和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