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看守所，楊旭東會問在押人員三個問題：

你是什么身份？

你為什么被抓進來？

你來這里是干什么的？

這三個問題的標準回答是，我是犯罪嫌疑人，我因為涉嫌犯罪被抓進來，我是來改正錯誤的。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楊旭東發現，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現得和別人不一樣來引起民警的關注，這樣能被叫去談話。

和重刑犯談話

在重刑犯監區工作的時候，談話是楊旭東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后、傍晚下班前，楊旭東都要去監室查監，觀察在押人員的氣色，以發現他們情緒的蛛絲馬跡。有一次，有個在押人員看見楊旭東到監室門口，把腦袋低下來了。楊旭東找他談話，又向同監室的人打聽，才知道他看見自己家里的來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沒給他。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來信都要經過民警的檢查，透露案情的、影響在押人員情緒的會被暫時扣留，由相關部門進行審查，而對在押人員來說，這是他們和家人直接聯系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來的東西也要經過嚴格安檢，帶鐵絲的、硬塑料的、內衣的鋼圈，都要被處理掉。

為了安全，監室內取消了高臺，勺子換成了特制的硅膠軟勺，筆用的是定制的紙殼。

楊旭東最擔心意外事故，“這會影響到審判和執行的程序。”

每個監室口都有兩間談話室，看起來像普通辦公室，有辦公桌、旋轉座椅和電腦、書柜，唯一不一樣的是中間透明硬玻璃的墻面和正對面白色的談話椅。透明墻面是方便隔壁房間的人隨時觀察動態，而談話椅是在押人員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鐵質的談話椅扶手旁邊掛著手銬，在押人員們坐在上面，要用手銬把他們和椅子臨時固定在一起，以確保安全。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長李紅覺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會大媽，“調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個個地談話，了解案情、了解家里的情況、身體情況，如果情緒不穩定還要開導安撫。”

通過談話，民警留意在押人員的情緒，監控室的黑板上，記錄著要重點觀察的在押人員，收到裁決書的、律師會見的、判決剛下來的。有在押人員告訴民警張軍，他討厭自己的父母，覺得他們對自己毫不關心，法院開庭的時候，他要求父母離場才愿意開口，但是他信任張軍。有在押人員告訴張軍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隱秘的初戀、小時候和父親的仇恨……民警成了他們的傾訴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監控視頻。張軍發現，在押人員也會躲在被子里哭，會把家里的來信翻來覆去地看。

張軍遇到過一個被判處死刑的殺人犯，每天蜷在被子里哭，還企圖自殺。張軍找他談話，反反復復勸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兩個小時才能讓他冷靜下來。管教的談話是為了讓他們“放松一點”，從案子、對家庭的思念里掙脫出來。

并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愿意談話。為了在談話時讓在押人員開口，有民警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員找來了佛經，有民警為了聾啞在押人員學啞語，有民警學了醫務知識和畫畫，楊旭東曾經輾轉要來在押人員兒子的照片，還自己掏錢給他們買蘋果吃，女子分所民警杭國琴在看守所里給在押人員過生日。

那是個特殊的生日會，半個月前，一位在押女孩的媽媽給女兒寫信，在信里“希望管教能給她一個擁抱”。杭國琴買了蛋糕和生日帽，第二天，在看守所的會議室里組織同監區十多個在押人員一起給她唱生日歌。

有重刑犯給杭國琴寫信，說她“比家人更像朋友，比朋友更像家人”，等出獄后，“我會第一時間請你吃蛋糕”。

女性監區關押的在押人員比男性監區少一些，男性監區的墻上寫著《論語》、《弟子規》，女子分所的墻上寫的都是和“愛”相關的主題，教導她們“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有一面通往監室的墻，用三十多種字體寫了“愛”，拼成一個巨大的愛心。

女警們能說上來每個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齡、家庭成員，有個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剛生下來兩天就把孩子丟到外面，最后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殺人罪，送到看守所里的時候還沒出月子，民警給她準備了紅糖、紅棗，每天有雞蛋湯喝。

在看守所里，在押者在極度的恐懼情況下容易生病，感冒、發燒、心慌。有的在押人員不愿意配合治療，“治不治也沒什么意義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樣勸說他們，在法律上，死刑復核還未通過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權。去年，看守所關押了幾個在押人員，向管教反映沒有書看。每個季度，在押人員還有一次買書的機會，可以自己從送來的書單里勾選書目。

死刑案件都必須經過三級法院的審判和復核，流程復雜，在看守所關押的時間長達數年。按照規定，民警需要對重刑犯進行每月至少兩次的談話，這意味著每個死刑犯在看守所羈押期間，從入所，到判決、執行死刑，管教民警要進行一百多次談話，楊旭東覺得，對他們甚至比自己的兒子都關心。

生的希望

死刑犯最難管理的是，他們已經失去生的希望了。李紅勸他們，法律沒有最后裁定，就還有希望。

有個女性在押人員，因為販毒進了看守所，自認為不嚴重，幾年就能出去。一審開庭后，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一下子垮了，從法庭送回來的時候垂著頭，步子緩慢，別人叫她也沒反應。

李紅每天去看看她，監室里，大家都在看書，只有她坐在監室內一動不動。李紅找她談話，坐在椅子上，她耷拉著頭，只愿意“嗯”幾聲。李紅著急，擔心她尋短見。最后從同監室的在押人員那里得知，她經常提到自己的小兒子。李紅找了她的丈夫，小兒子還不會寫字，給她在紙上畫了一幅全家福，送到看守所，她笑了。

李紅順勢勸她，要想想自己的小兒子，積極改造，主動立功，說不定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投送監獄的時候，在押人員往往會感謝自己的管教。各個監區各有分別，剛入所進入過渡監區，而根據疾病情況或身體狀況，有專門的艾滋病監區，等判決下來、還未進入監獄前，有已決監區。所以，在押人員往往待過多個監區，由不同民警管理過。在送往監獄時，會挨個叫出來民警的名字，對他們表示感謝。

李紅希望，自己是真的能幫到她們。她記得一個販毒的女人王琪(化名)，被抓住的時候，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線。李紅帶著民警、還有她的律師輪番勸她，勸了兩個多月，從她的男朋友談起，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經歷，王琪表現得也挺配合，什么都愿意聊，唯獨問到案情，低著頭不說話。

后來，李紅打聽到，女孩家庭環境復雜，小時候，被父母送了人，由養父母帶大。李紅找到了她的養父母，拿了幾張她小時候的照片。李紅告訴王琪，她被捕后，養母生了場病，每天哭著說想她。看到照片，王琪哭了。

當天晚上檢查監室的時候，王琪主動向李紅報告，愿意揭發自己的上下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