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立功，王琪從死刑改判為死緩。

按照法律規定，死刑犯需要戴著鐵質腳鐐，宣布改判那天，李紅帶著另一個民警，把王琪的腳鐐卸掉了。

李紅覺得自己像老師，“管的是特殊的學生，表現好我們要表揚，表現差也要嚴格懲罰。”

“如果有來生，我一定不會去犯罪”

判決后，死刑犯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結局，但要到哪一天被執行死刑，就連看守所民警也得當天才知道。

死刑犯執行當天，楊旭東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來后，一起去監區“提人”。押解警車有面包車大小，看起來莊重、嚴肅，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員更敏感，民警忽然對他態度變好了、變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緊張。曾經有個生了病的重刑犯，為了他的身體好，民警經看守所所長審批同意給他加一個雞蛋，結果他看著雞蛋不愿意吃，哭著問，“是準備送我上路了嗎？”

有個死刑犯一審被判處死刑后，心里感到絕望，時常頂撞民警、違反規定，一次，大叫著問民警，“我已經這樣了，還要怎么樣？”楊旭東找到了他的家人，勸說家人給他寫信，還在他生日的時候買了個小蛋糕。直到一年后執行，這個死刑犯再也沒有違反監室規定。他給楊旭東留了一封信：“謝謝楊管教，如果有來生，我一定不會去犯罪。”

在看守所里，民警扮演著家長的角色。艾滋病監區的在押人員給楊旭東起外號叫“楊媽媽”，另一位姓錢的民警是“錢嬤嬤”，曾經，有個年輕的重刑犯持續不聽管教，楊旭東輾轉找到了他的母親，進入看守所以后，母親不愿意再見他。

楊旭東把其母說動了，兩個人見了一面，從此那個小伙子愿意聽話了。

楊旭東和同事們管理的在押人員里，有部分是年輕人。談話的時候，張軍發現，他們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楊旭東記得一個因為搶劫入獄的年輕人張歡(化名)，在看守所的三年時間里，疼愛他的姥姥、姥爺相繼去世，楊旭東給他的媽媽打電話，希望能來看看他，讓他對生命重燃希望。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貴的東西，民警們鼓勵家人多來看望在押人員，李紅發現，有在押人員收到了家里送來的衣服會開心，連續幾天都表現得積極主動。

張歡被帶離監室的時候是個冬天，楊旭東聽到消息跑過去，看到了押解警車前的張歡，張歡眼眶紅了，離著楊旭東幾米遠，喊著請求他，“如果我以后能有個墳，希望楊隊有空來看看我。”

那是楊旭東和張歡的最后一面。

人生終點，法律裁定

“整個法律有訴訟過程，我們要保證在看守所羈押期間不出問題。”楊旭東說，五年前，他遇到過一位因販毒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洪方(化名)，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時，前來對接的民警提醒楊旭東：“這人身體不好，之前住院時企圖挾持護士，你們當心點。”

洪方是艾滋病人，楊旭東第一次去到艾滋病監區，身上穿防護服、手上戴一次性手套，監室里的在押人員不愿意理他，低著頭沒人說話。兩個多月時間里，艾滋病監區成了最難管理的。為了拉近和艾滋病在押人員的關系，民警們開了個會，決定要從心里放下對艾滋病的恐懼，要“零距離”管理，親手給他們剪指甲、理發，每天進監室里面對面談話。

此后，他們脫了防護服，只戴著手套進監區。

用了一年時間，楊旭東干脆把手套脫了，現在，進艾滋病監區和進別的監區沒什么兩樣。

2018年，因為艾滋病并發癥，洪方被查出肝功能異常，住了好幾次院。

每一次洪方就醫回來，楊旭東都會去看看他——臉色越來越黑，瘦了，臉上能看出來骨骼的形狀，連吃飯也變少了。但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只要他的死刑復核程序還沒下來，他就是個病人，必須全力給他治病。”生病以后，民警圍著他跑。一個司機，一個保安，加上至少三個民警輪班看護，從早到晚。

最后，洪方在HIV病毒終結他的生命之前，被依法執行死刑，他的人生終點是法律裁定的。

楊旭東記得一位在看守所待了六年的毒販陳凱(化名)，他的案件證據確鑿，他卻堅持不肯認罪，一審判決死刑后，陳凱不愿意接受，一直堅持上訴，直到案件由高級法院發回重審。

陳凱在押的時間里，楊旭東和他談話上百次，“比我跟我兒子聊得都多”。陳凱在監室里表現得規規矩矩，楊旭東已經習慣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時候能看見他。突然，重審結果下來了，依舊是死刑。

執行死刑當天，楊旭東接到通知，去監室看了陳凱最后一眼。他剛吃過早飯，像往常一樣，盤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楊旭東走到門口，透過鐵門，陳凱抬頭看了看他，又低下了頭。

腳鐐碰在地上的聲音又一次響起了。

新京報記者 衛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