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處于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是時候思考人類文明創新，超越中西、體用的近代思維了。

一

“大一統，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潘岳的判斷振聾發聵，猶如梁啟超先生對荀子的重新解釋和評價一樣啟迪我們。潘先生在《戰國與希臘》一文（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中提出，“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在魏晉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學，創造了儒釋道合一的精神世界。這種超級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結構發散到整個東亞，成為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秘密。”

潘文以戰國與希臘為代表，闡釋中華文明的時間邏輯，對照西方文明的空間邏輯：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這一方面解釋了東西分野的根源，也為人類文明東西大融合的未來創新，提供了思考基礎。他指出，“希臘帝國”的精髓——內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隸。這正是西方雙重標準的文明根源。筆者七年前在《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中也得出類似結論：開放而不包容、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進取與破壞相伴生，是歐洲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為海殤之肇因。

潘先生指出，對“分”與“合”，戰國與古希臘的政治觀念完全不同。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有過萬邦林立、一城一國的局面（執玉帛者萬國），類似于希臘城邦世界。到周初還剩一千八百個部落方國。但最終這些城邦沒有長期分立，而是在爭斗吞并中形成了地區性王國，進而發展成統一王朝。表面上看，西亞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蘇美爾、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實不一樣。亞非古國靠的是“神權”，中國靠的是世俗倫理共識。兩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路。西方不斷走向分。從地域上分，從民族上分，從語言上分。其間也有統一的努力，如羅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趨勢占據主流，最終歸結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其間也有分離的時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沖擊，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根性。

他指出，中華文明并不是沒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分是為了和，和是為了統一，統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大，強大則能夠改造自然。這對于理解中國治理體系，至關重要。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當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分”。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和”，一帶一路實現“合”，因此成為中國的兩大核心倡議，成為回答時代之問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國際價值理念與合作倡議，兩者虛實結合、相輔相成的關系體現了中國建設的重要經驗——目標驅動、問題導向，以及傳統和合文化，展示了解決和平、發展、治理、信任等人類“四大赤字”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驅動）

合——一帶一路（問題導向）

中國是古老文明中唯一連續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歷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偉大復興。要為中國崛起正名，同時也為社會主義正名，必須撰寫出《世俗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這樣的書，說清楚中國崛起是世俗倫理開創社會主義精神的自然產物，中國夢的終結目標是開創人類新文明——社會主義文明，才能讓中國夢為世界之所期、各國人民之所盼。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夢通過再造中國而包容西方，讓西方成為自己——再造西方。

二

潘文指出，當今時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優先”還是“秩序優先”。這恰是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

英雄所見略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發表時評，稱這次全球抗疫將是劃時代的，以前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現在有抗疫前和抗疫后。“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們需要調整我們（重自由、輕秩序）的文化結構。”

潘先生認為，中國，不是唯一的大一統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統文明，首要的價值基礎都在于長久和平。長久和平帶來的穩定，混亂自由帶來的創新，哪個更值得追求？這涵蓋了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領域的無窮爭論，可以說是不同文明價值觀之爭，永遠沒個定論。即便在希臘羅馬文明內部，對很多問題也會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學家說，羅馬在產生智慧方面，遠遠不如希臘。所有哲學與科學，都是希臘產生的，羅馬只不過產生了幾個詩人與工匠。但如果沒有羅馬的政治架構，就不會有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傳播。如有政治學家說，只有按雅典那樣按抽簽決定治理權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沒有羅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將永遠只限于一個幾萬人的小城邦，而不會發展成世界性文明。

潘先生發現，對自由優先與秩序優先的分歧，不應成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礙，反而應成為中西文明互鑒的基礎。一方面，技術發展進入爆炸式創新的前夜，讓我們深刻認識到自由帶來的創造力；另一方面，非傳統安全危機頻繁爆發，也讓我們重新認識到秩序的寶貴。對于自由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強秩序，以防止瓦解；對于秩序來說，要探討如何加強自由，以激發創新。問題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選一，而是在哪個環節加強自由，在哪個環節加強秩序。過去，驗證一個理念，甚至需要數百年時間，數代人去重復錯誤。而今天，在技術革命下，幾年之間就能看清來龍去脈。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斷包容、和諧共生、互鑒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文明。為此，中國與歐洲真需要靜下來坐下來好好談談心。

三

潘先生提醒我們，在人類社會進程上，不存在某種能解釋一切的理論，不存在某種普世的絕對原則。每一個致力于改變真實世界、而不是構建烏托邦的思想家，終有一刻，都會面臨著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著相輔相成的未來之路。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種絕對性低頭，要敢于在不可能處創造可能。

當前，215個國家和地區的近500萬人感染新冠肺炎，30余萬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催生新的全球化轉型，全人類勝利的邏輯超越了某個國家單贏的邏輯。過去，天花病毒用了3000多年才傳遍各大洲；今天，新冠病毒可以在24小時內乘飛機抵達地球上的大都市。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疫情揭示的不是你和我的關系，而是人類和病毒的關系。不存在“你贏我輸”，也不再是“雙贏”，而是“全贏”或“全輸”：人類徹底戰勝病毒，或者被病毒擊垮。只有攜手戰勝疫情，人類才能安全，凸顯了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疫情期間，意大利采取封城、封國舉措，奧地利也率先強制民眾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中歐抗疫手段的趨同客觀上也敦促雙方超越價值觀、意識形態糾紛，尋求價值觀的公約數。中歐文化可能從近代歐洲重自由、輕秩序而中國重秩序的文化結構，走向傳統上中歐文化中自由-秩序、利己-利他平衡的價值觀回歸，這為人類文明的包容創新提供希望。

中歐關于如何抗疫具有諸多類似主張，都倡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主張多邊主義，疫苗研制的開放式創新，認為在全球性危機面前需更多關注那些應對能力相對較弱的國家。雙方都認識到，對于有效防控疫情來說，應對能力相對較弱的國家或者較為薄弱的環節，決定了人類戰勝病毒的進程。發達國家在采取行動自救的同時，也應向脆弱國家和新興市場投入更多的公共衛生資源和經濟關注，因為這些國家所受沖擊更具破壞性、災難性、持久性。團結合作、多邊主義是面對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多邊主義只有上升到全球層面才是包容的、可持續的、正義的；共同體只有上升到人類層面，才不具有同質性的宗教、國家、區域共同體的外溢性、排他性，才能實現亞里士多德“最高的善”、孔子“止于至善”的目標。

疫情催生人類開放式創新。歐盟與14個國家近日聯名簽署倡議信，呼吁學術出版界采取措施促進新冠病毒方面的科研論文和科研數據開放共享，以推動當前正在開展的公共衛生研究工作。

無獨有偶。前歐盟科研創新總司開放科學處處長、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簡克勞德?柏潔曼教授在《科學丨商業》雜志也撰文，就如何通過“開放科學”有效應對新冠疫情，建設全球開放科學體系發表看法。（一）開放科學與國際合作是短板。在疫情暴發初期，如果相關科學數據和政策建議更加公開透明，就可能有更多病人得到救治。當前，各國競相研發有效的治療方案和疫苗，讓全球科研人員共享新冠病人的健康數據至關重要。應更加積極地開展國際合作，提升科學數據的信任度。（二）超越意識形態。病毒對任何人一視同仁，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憑一己之力戰勝病毒。全世界的科學家應該協同合作，減輕新冠病毒造成的負面影響，（三）尊重科學，攜手建立衛生預警機制。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沒有充分尊重科學事實，被意識形態所束縛，懷疑疫情、否定疫情、輕視疫情，結果造成疫情擴散。我們必須避免此種現象再次發生，可以借鑒股票市場中的指標化體系，建立公共衛生領域的突發事件預警機制，一旦該機制被觸發，就啟動全球響應系統。在此基礎上，建立公共衛生領域的指標體系，還可考慮圍繞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建立開放科學的指標體系。

一個由全球120多名科學家、醫生、資助者和生產商組成的專家組4月13日發表公開宣言，承諾在世界衛生組織協調下，共同努力加快新冠疫苗的研發。宣言說：“我們將繼續努力加強已在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協作、合作和數據共享。我們相信這些努力將有助于減少效率低下和重復勞動問題。我們將不懈努力，提高在不久之后向所有人提供一種或多種安全有效疫苗的可能性。”

這些都表明，超越意識形態建立全球開放科學體系，推動人類文明創新，乃時代呼喚。

中歐是各種古老文明中連續性最強、又成功實現世俗化、現代化、全球化的文明，是東西文明代表；新冠疫情為全球帶來危機，但也為中歐提供了進一步合作和對話的契機，讓世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召喚：人類為體，世界為用；我將無我，不負人類。

歐洲文藝復興曾從中華文明汲取營養，開創人類現代文明。如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激勵其他文明的共同復興，再次啟迪歐洲、啟迪世界。中歐合作或將開啟一場全人類的文藝復興。

這就是潘先生提出“中國與歐洲真需要靜下來坐下來好好談談心”的深遠意義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