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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岳陽數百醫生靜坐抗議醫鬧全國政協常委為杜絕醫鬧開“藥方”

2014年08月22日 10:19 | 來源：人民政協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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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東方周刊》：但“醫鬧”似乎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殷大奎：在法律上沒有“醫鬧”這個詞。現在“醫鬧”又摻雜了一些欺詐和黑社會性質，有些“醫鬧”純粹是為了詐騙錢的。

　　“醫鬧”已經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重視程度、處理力度和效果應該說有很大進步。以前政府也重視，但力度不夠。現在不光是臨時處理事件的力度，從源頭上也有了相應考慮，出現多部門的合作，包括財政、公安、衛生、司法等，甚至包括社團組織，這是很大的進步。

　　“醫鬧”會不會減少？如果這么做下去，肯定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瞭望東方周刊》：醫患關系緊張的氛圍和環境，看起來是產生“醫鬧”的土壤？

　　殷大奎：醫患關系緊張，原因有很多，隨便就可以說出十幾條，比如，醫療衛生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福利事業；20年前，福利事業改成帶有公益性質的福利事業，落腳點是福利，但是有了公益的性質；到1997年，講“國家給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一定”是多少，這就很難界定。。

　　而老百姓以為公立醫院就是政府辦的，所以不應該要錢。但是上游產業，比如醫療器械、藥品都市場化了。我在當醫生的時候，房租才一角錢。現在呢？政府沒給錢，或者給得很少的情況下，醫院和我們的醫療事業是靠自己發展的。這也是看病很貴的重要原因，這是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欠缺、很不完善造成的。

　　而且，醫療有個趨高現象，越是貧窮，越是希望得到醫療保障。比如吃飯，看到好的飯店，覺得我沒錢就不去。但生病后選擇醫院就不同，不管是不是有錢，都希望到大醫院去住院治療。

　　如果保障健全，老百姓不掏錢或者掏一點點錢，就不會覺得看病貴了。我們的衛生投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并不是說越高越好，但是太低了是不行的。

　　現在，排長時間的隊、花很多錢，幾分鐘就看完了，作為患者肯定不滿意。如果看得慢點，那看病就更難了。這也有客觀原因，比如慢性病在社區治療實際上也不錯，而這和我國在基層衛生的投入有很大關系。

　　為什么有信任危機

　　《瞭望東方周刊》：一些制度上的缺憾，是不是導致了醫患雙方的對抗心理？

　　殷大奎：醫生是人不是神，在某些環境下要采取自我保護。我多少年前就說過，這么鬧下去，受害最深、最大的還是患者。網上有人說我站在醫生這邊嚇唬人，我說不是。現在的醫患關系是這樣，我們以前說救人有1%的希望用100%的努力。你現在去調查，沒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不會做。

　　再比如，北京朝陽醫院產婦死亡的事情，已經明確規定：病人能簽就簽，病人不能簽家屬要簽。如果不簽，醫院做了剖腹產，就有三種可能性：第一，母子都救了，但要是他們告到法院去，法院說他們沒有同意，你為什么做剖腹產，敗訴；第二，母子死一個，沒簽字同意你做，你不做人可能還不會死，又是敗訴；第三，母子都死掉了，醫院更要敗訴。

　　對于這種情況，不同國家的解決辦法不一樣。比如，有的國家規定，醫院的醫療小組通過了就做。法律相信他、保護他，就算失敗了也受到保護。我國則是沒有患者簽字就不行。

　　《瞭望東方周刊》：醫療事故鑒定本來應該是解決醫療糾紛的根本途徑，但現在社會普遍覺得，你們都是一個圈子里的人，“醫醫相護”？

　　殷大奎：這個你不能懷疑，這些都是非常專業的東西。醫師協會不做鑒定，因為要維護醫師的合法權益，這樣鑒定看起來就不公平。醫學會是一個學術性組織，不相信它還能相信誰？當然可以更完善，比如以醫療專家為主，法醫可以參與，甚至少數志愿者都可以參與。現在有異地鑒定，你不相信上海的鑒定，可以到北京來。但如果你說北京和上海都是串到一起的，那就沒辦法了。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一些人的確是這么想的，有人把病歷拿到美國去看，然后拿美國醫生的意見回國來打官司。

　　殷大奎：但很多東西都不一樣，把美國的東西拿到我們這里來也不一定得到承認。說實話，美國的病人也有要排隊很長時間的。

　　現在的環境也造成醫生煩躁、苦悶、抑郁，他們認為自己待遇低，工作緊張，醫患關系惡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改善醫患關系，就是互相信任。醫患雙方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必須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而現在，你懷疑我醫術有問題，我懷疑你是不是“醫鬧”，那還怎么看病？

　　其實不僅是醫患之間出現信任危機，實際上，信任危機是社會問題的一個綜合的表現。

編輯：劉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