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雙月的26號,不少人都在轉發“錦鯉”,希望借此獲得好運,順利中簽京牌指標。然而,在日漸趨低的命中率下,結果總是幾家歡樂萬家愁。一面是感到“中標”無望的現實無奈,一面是生活所迫的剛需,于是有人選擇了使用外地車牌反復辦理進京證,有人想到了借名購車、租用指標等方法解燃眉之急,然而并不是每一種選擇都能高枕無憂。今天,法官就跟大家聊聊“京牌指標”那些事兒。

借名購車證據不足,

車、牌全無!

原告馬某系被告李某的外甥,2006年馬某的父親通過李某向北京某汽車銷售公司交納2萬元定金,之后出資24.98萬元購買了豐田轎車一輛。2006年9月,該車輛辦理行使登記,車牌號為京**1,登記的所有人為馬某,此后較長時間該車由李某占有、使用。馬某認為其只是將車輛借給舅舅李某使用,李某占用該車5年之久,致使其不僅無法用車,也失去了購車資格,馬某多次索要無果后,認為自身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故起訴要求李某返還馬某京牌**1的豐田轎車,并支付車輛使用費。

李某辯稱,車輛系自己購買,購車時因聽聞市區和郊區號牌有區別,為便于去市里辦事,就把車輛登記在原告名下,被原告父親公司租賃使用。

原告的父親述稱,購車定金及款項均是自己通過李某轉給4S店,因李某系原告舅舅,且在一公司上班,為多給被告報酬才簽的租車協議,李某在公司開的并不是涉案車輛。

經法院審理,判決李某返還馬某車牌號為京**1的豐田轎車。

法官說法:

在借名購車情形下,無論最終雙方因何原因打破原有的合意,一旦出借人欲占有車輛或是借名人想占有車牌,最終法院評判的依據只能是證據。一方面,如若借名人無法提供完整的購車證據鏈,如相關購車手續、出資來源、賬目流水等,同時,出借人又經手了相關流程,則借名人很可能最終車、牌全無。另一方面,盡管借名人通過訴訟方式可以實現對車輛所有權確認,但相應風險也客觀存在,一旦借名人在使用車輛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出借人利益也會受影響,由此可能衍生新的糾紛。因此,借名購車存在引發糾紛或危及利益的較大可能,且違背了制度設計的初衷,于公于私都不應受到鼓勵。

輕信獲取京牌指標的“特殊門道”,被騙了!

被告人黃某與受害人劉某系朋友關系,其盜用劉某身份證件,私自將劉某名下的京牌長安汽車過戶到自己名下轉賣至京外;之后,黃某又以劉某名義申請了新的購車指標,并與被害人徐某簽訂購車指標出租協議,騙取徐某3.5萬元,后被公安機關查獲歸案并將錢款全部退還被害人徐某。

最終黃某被判處刑罰并處罰金。

法官說法:

黃某以盜取和出租他人京牌指標非法牟利,其自身受到了應有的法律制裁。面對一牌難求的現實,很多人容易輕信他人所說的有獲取京牌指標的“特殊門道”,進而主動尋找或接受這些人的誘騙行為,最終牌財兩空才明白是騙局。日常生活中,即便京牌來源可靠,與他人簽訂京牌租賃協議,往往也會因該協議擾亂了對小客車配置指標調控管理的公共秩序,進而被認定為無效。

購買他人京牌遇強執,

豪車沒了!

申請執行人高某依據生效法律文書向法院申請執行其與被執行人周某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的欠款。法院經審查作出依法查封周某名下小轎車一輛的執行裁定書,并將涉案車輛查封。案外人劉某遂提起執行異議申請,指出涉案車輛為自己所有,是他從周某處購買了京牌指標,利用該指標購買了保時捷汽車,并辦理了車牌號變更手續。面對法院的強制執行,劉某遂提起執行異議申請,以物權優于債權為由,請求優先保護車輛購買方的利益,將其實際擁有的小轎車的車戶解除查封。

經法院審理,駁回了案外人劉某的異議請求。

法官說法:

本案中,案外人劉某非法購買被執行人周某的小客車指標,雖然利用周某的小客車指標置換了車輛,但該車戶至今仍未過戶至異議人劉某名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已登記的機動車按照相關管理部門登記判斷是否系權利人,因此劉某請求解除對自己實際擁有小轎車的車戶的查封,理由不能成立。

借牌買車多數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雙方對彼此的社會背景、經濟情況、生活狀態等各方面都不是很了解,一旦出借人遇到金錢糾紛,成為法院的被執行人,車輛是被法院較常查到并采取強制執行措施的財產類型。如此,借牌人與出借人之間的穩定狀態即被打破,正常使用的車輛突然被查封勢必會影響到借牌人的正常使用甚至經濟利益受損。盡管看似雙方協議清晰無爭議,但面對法律,借牌人也難免有苦難言說。

法官提示:

正所謂有需求就會產生市場,面對已然成為一種“稀缺資源”的京牌指標,多數人在剛需的逼迫下還是會自行尋找一些所謂的“便捷方式”獲取京牌指標。但無論是租賃、轉讓,還是借名購車,甚至是假結婚和離婚的方式,作為成熟、理性的公民都不得不考慮其背后的潛在法律風險和經濟風險。盡管一牌難求,但公民除正常參加搖號之外,還可以關注司法拍賣,通過合法、正當途徑獲取京牌指標。

(作者單位: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