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6日，美國印第安納州一家“塔可貝爾”連鎖快餐店外掛著“招聘”的標牌。美國勞工部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空缺崗位數量持續上升，10月職位空缺從9月的1060萬個升至1100萬個，企業持續面臨“招工難”。視覺中國供圖

繼“大蕭條”“大衰退”之后，又一個新詞被寫入了詞典。美國得州農工大學管理學副教授安東尼·克魯茲創造的“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一詞，在社會上迅速引起共鳴，成為美國2021年年度熱詞。

在“大辭職”浪潮中，美國年輕人成了絕對的主力軍。對他們而言，通過個人奮斗獲得對等回報的“美國夢”早已變了樣。迫于種種壓力，他們對未來有著更實際的認識和期待。

除去通脹因素，美國人薪資實際一直在下降

所謂“大辭職”，是指美國從2021年上半年開始的員工大規模主動辭職浪潮。今年4月，美國有400萬人辭職，是去年同期辭職人數的兩倍，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7月、8月、9月又打破上月紀錄，到9月時辭職人數已達440萬，空缺工作崗位達1040萬個。這是美國過去20年從未經歷的事情。

超市和商場高峰期的收銀臺前排起的長隊，物流公司和港口堆積如山的貨物，商店門口張貼的招聘啟事，都印證了“大辭職”的存在。一家甜甜圈店的窗戶上貼著告示：“今天我們人手不夠。如果你沒有耐心（等候）的話，就來應聘吧。”另一家店鋪緊閉大門上的告示寫道：“抱歉，我們沒有員工，現在沒人工作了。當然，我們也不是好雇主，只發最低工資，沒有任何福利。但這一切都是政府的錯。”

辭職潮讓美國政府一如既往地陷入黨派之爭。共和黨多次指責說，聯邦政府提供失業補助是“高福利養懶漢”，遏制了人們重回就業市場的意愿。民主黨則辯稱，高昂的托兒費、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懼才是導致人力短缺的罪魁禍首，因為聯邦失業補助到9月就已結束了，但辭職潮仍然沒有減緩的跡象。

《商業內幕》指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忽略了一個或許最簡單的事實：美國人早已厭倦了增長低于“標準”的工資待遇。

過去50年里，除去通貨膨脹因素，美國人的薪資收入實際上一直在下降。1969年，美國人的工資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比例為51.6%，此后逐漸遞減，到2019年跌至43.4%。換句話說，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勞動者從國家經濟增長中獲得的好處越來越少。此外，越來越多的外包和零工工作讓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迄今為止，美國仍然沒有出臺對帶薪休假的保障性政策，無論是懷孕還是接種新冠疫苗，員工能否休假完全取決于雇主的心情。

多年來，美國勞動力市場一直是買方市場，雇主擁有絕對話語權。然而，截至今年9月底，美國每100個崗位對應75個不在崗員工，勞動力市場開始朝向賣方市場轉變。為了填補巨大的崗位缺口，越來越多的企業不得不提高待遇。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美國第三季度平均工資上漲了1.5%，漲幅為20年來最高。求職者第一次占了上風，在薪資、福利、工作時長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議價能力。

年輕人是“大辭職”的主力軍

“‘大辭職’的背后其實是‘大不滿’。”蓋洛普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導致辭職潮的除了收入待遇，還有更深層次原因。疫情改變了工作方式，也改變了人們對工作的看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工作對人生到底意味著什么？自己想從工作中獲得什么？

這或許正是思維活躍的年輕人成為“大辭職”主力軍的原因之一。據調查，在18歲至39歲的受訪者中，27%的人在過去一年中炒過老板魷魚；在18歲至25歲的年輕人（即“Z世代”）中，這一比例高達54%。被問及為什么辭職時，“工作不利于我的心理健康”和“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失去了平衡”，是最常見的兩個答案。

許多研究者在分析年輕人辭職潮現象時，都提到了“倦怠”這個詞。青年調查機構“Ypulse”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8歲至39歲人群中，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因工作感到“身心疲憊”。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一些行業尤其是服務業比以往任何時候的要求都更高；另一方面，把工作從辦公室搬到家里，在很多年輕人看來意味著工作和生活之間沒有明確界限，雇主對員工“一直待機”的期望也會水漲船高。遠程辦公帶來的“數字化倦怠”，對一些剛入職場的年輕人來說也是個挑戰。領英編輯喬治·安德斯在調查報告中指出，“他們很難找到自己（在社會組織中）的位置，因為他們沒有經歷正常情況下的入職、社交和培訓過程。”還有一種說法是，一線勞動者和低收入勞動者辭職的可能性遠大于拿著高薪的辦公室白領，而年輕人的收入在各年齡段勞動者中是最低的。

數字市場經理帕特里夏·迪亞茲在領英上發表的帖子，則道出了美國年輕一代對社會的失望，為當下的辭職潮現象提供了部分答案：“十幾歲的時候，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兩架飛機撞向大樓；進入大學后，我們的同齡人為一場毫無必要的戰爭上了戰場；畢業時，我們背負著沉重的學生貸款債務；在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我們進入了就業市場。我們目睹了無辜的人在社交媒體的直播中死去；我們已經被（節節攀升的）房價打敗；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進入第二個年頭，我們又不得不在自己的健康和所愛的人之間作出痛苦的選擇。我們早已疲憊不堪。辭職是因為我們沒有什么可以失去。”

有分析指出，實際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前，由于經濟衰退、氣候變化等問題，美國年輕人就普遍感到“倦怠”。

“美國夢”涵義已發生顛覆性轉變

“‘大辭職’的背后，并不是人們不愿意工作。它標志著一種思想的覺醒——在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美國夢’已死。”《思想的瓦解》一書作者、《紐約時報》作家庫爾特·艾肯瓦爾德在推特上寫道。

“美國夢”一詞是作家兼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在其著作《美國史詩》中提出的。根據亞當斯的說法，“美國夢”應當“根據每個人的能力或成就賦予其機會，使其過上更美好、更豐富、更充實的生活”，無論其社會階層或出生環境如何。在上一代美國人看來，一份穩定而高薪的工作、一套寬敞的房子、一輛好車、兩個以上孩子，是“美國夢”的標配和人生成功的標志。

但在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觀念里，“美國夢”的涵義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大西洋月刊》曾作過一項調查：1996年，美國中西部某州一名高中生表示，“許多出身貧寒或者遭遇困境的人，都靠個人不懈努力走上了人生巔峰……盡管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但能成功的大有人在”；2011年，在同一個州對高中生群體進行的同樣調查中，一名學生表示，“你可以不懈努力，但如果你沒機會或者沒錢繼續學業，你就永遠沒有機會逃離現在的處境”。

年輕人對財富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1996年，受訪者認為財富并不是通往幸福的門票，財富的匱乏甚至有助于品格的塑造。到2011年，受訪者普遍認為財富能讓人幸福，因為能給他們帶來物質，也能讓他們得到同齡人的尊重和關注。

研究者卡羅爾·霍斯泰特稱之為“美國夢2.0版”。“在這個版本的‘美國夢’中，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學，前提是他們要有資源，愿意舉債，能以任何方式獲得獎學金，愿意接受社區大學，或者來自富裕家庭。”更悲觀地說，年輕人已不再相信“美國夢”。

艾肯瓦爾德也指出，對年輕人來說，工作不再是實現財富繁榮和個人成長等人生目標的途徑；美國社會的貪婪文化，讓工作對普羅大眾而言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多年來，工資收入停滯不前，醫療保險令人無力承擔，帶薪休假遙遙無期，育兒成本高企，買房更是奢望。許多年輕人看到，40年來美國社會幾乎沒有變化——除了讓富有的人變得更加富有。“這樣的制度教會人們，脫離它也能活下去。”

另一種說法是，年輕人依然相信“美國夢”，只是與上一代相比，他們不再把房子、汽車、子女等物質性元素作為衡量自身價值的標準。有調查顯示，對這一代年輕人而言，能否在工作中追尋自己的熱愛才是更重要的。

加州音樂家戴恩·德魯維斯最近辭去了金融工作，成了一名全職音樂人。盡管他過去的工作收入豐厚，但他覺得，是時候順應自己內心的呼喚了。“老實說，我厭倦了整天和EXCEL打交道。”德魯維斯說，過去，對未來的不確定一次次阻止了他投入音樂事業，老實待在熟悉而安穩的金融領域；但現在，他準備突破安全區，全身心地投入音樂。

這樣的事例，給想要留住年輕人的雇主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對“Z世代”員工而言，理想工作應該既有意義又有目的，如何使他們對工作產生“使命感”和“成就感”，是留住他們的關鍵。正如領英首席執行官瑞安·羅斯蘭斯基所言：“‘大辭職’不僅僅涉及工作的方式，還涉及工作的意義——這是雇主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