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3月14日電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正在召開。作為“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醫改話題在今年的全國兩會輿論場里多了幾分厚重。期間，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提倡“團隊醫療”，馬化騰代表和郭廣昌委員關于“運用互聯網技術推進分級診療”的建議和關于“烏鎮互聯網醫院”的提案，讓互聯網醫療話題引發廣泛關注。

3月8日晚，全國政協委員、北大國際醫院院長陳仲強，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臺港澳中醫藥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楊金生，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與微醫集團董事長兼CEO廖杰遠做客人民政協網《委員會客廳》兩會訪談節目，就“‘互聯網+’助力分級診療構建”進行了熱烈討論。

綜合因素導致分級診療建立難

問：分級診療是今年全國兩會醫藥領域的一個熱詞。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今年要在70%左右的地市開展分級診療試點，“十三五”規劃草案也提出，未來5年要全面建立分級診療制度。朱恒鵬主任能否介紹一下，我國分級診療的現狀、存在的問題？

朱恒鵬：早在2009年的新醫改方案中就提到了“分級診療”這個詞，近兩年開始熱起來，目前做得不太好，所以大家的議論比較多。

分級診療，簡單講就是不同的醫療機構之間各有分工，一般的小病、常見病、多發病在社區或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看，二級醫院承擔一些住院和一般的重病業務，疑難雜癥、危急重癥由三甲醫院來治療。但是2009年以后，出現了一個明顯傾向，越來越多的患者都涌向了三級醫院，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現在三甲醫院住院人次占全市住院人次的比例，由過去的50%左右漲到了70%，有些沿海城市三級醫院的住院人次甚至占到了85%。門診也存在這種趨勢，比如像北京超過64%的門急診流向了醫院，其中50%左右去了三級醫院，社區醫院的門診人次不到40%。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鎮江考察時指出，一些大醫院始終處于“戰時狀態”，確實如此。

現在有一個通行的說法，就是三甲醫院“通吃”———患者、醫療費用、醫保資金，當然還有優秀醫生，這是對現在分級診療不盡如人意的一個比較通俗的描述。

問：陳委員一直擔任北京三甲醫院的院長，對分級診療存在的問題和三甲醫院人滿為患的情況感受深刻，談談您的看法。

陳仲強：說到分級診療，過去我們國家是有的，原來叫“三聯單制度”，后來隨著醫改的推進，這種制度放開了，患者可以選醫院，再加上全國醫療資源分布不均、水平差距比較大，導致更多的患者流向了大醫院。

國外分級診療制度由來已久，除了建立較早、有歷史傳承以外，很重要的是有制度上的保障。患者一定要有家庭醫生的轉診單，才能到上級醫院或者專科醫院治療，否則不能報銷。這種制度約束使居民形成了一個首診在社區、大病轉大醫院的就醫習慣。如果患者直接到大醫院就診，就要自己掏錢，花費是很昂貴的。

我們國家讓患者自己選擇醫院，選擇醫生，甚至可以點名手術，本來想讓大家享受更好的服務，卻出現了“看病難”。這些年雖然大醫院加強了管理、改善了服務流程，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再加上公立醫院發展很快，和社區醫院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驅動患者更多地涌向大醫院，大醫院看病難就不奇怪了。自2007年我就一直在呼吁建立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體系，后來政府也提出了明確的方案，但是實施的不太好。

問：有人說，發達國家在市場化的體制下，看病是最有計劃的。我國曾經實施過計劃經濟體制，但在看病方面，現在卻是最自由的。楊委員怎么看待這種情況？

楊金生：這里有一個醫保制度的問題。2007年我在原衛生部討論醫改方案時就說過，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是解決看病貴問題的，誰出錢誰就應該制定看病流程。

現在，醫保由人社部管，可分級診療、雙向轉診制度由國家衛計委制定，買單的和管理的不是一家，問題就來了。到了大醫院主任醫生和主治醫生的治療費、手術費是一樣的，在報銷上也體現不出來差異，患者為什么不看主任醫生，卻看主治醫生？

老百姓都有這樣一個心理，再小的病也是大事。而且基層醫療網底破了，老百姓對基層醫生的水平不信任，所以有病就到大醫院。

當然，這和大環境也有關系，人們的收入提高了，對健康更重視了；客觀上交通的改善和信息的發達，人們到城里看病也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