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腫瘤生物學》雜志刊登的107篇中國作者論文被撤下。我們不僅要追究論文作者的學術道德，更要思索深層次原因。

這批遭撤稿論文作者主要來自國內各大醫院。但這種情況并非醫療領域獨有，不少高校的青年教師也面臨同樣的困境。任由這種情況發展，可能會造成實踐和應用領域人才的逆淘汰，優秀的教師不愿意教學，優秀的醫生不愿意出門診、做手術。

學術評價體系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一個深層因素，另一方面，宣布撤稿的出版集團和期刊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目前，多數嚴肅學術期刊接收投稿時采用“盲審”制度，即論文作者可以推薦審稿人，也可以注明需回避的審稿人，但這只是供編輯參考，不一定會被采納。最終審稿人由編輯根據多方因素選定，審稿環節出了問題自然也應由編輯負責。

根據此次涉事《腫瘤生物學》雜志的說法，他們收到的是通過虛假電子郵件發送的冒名審稿意見。這從側面反映出，涉事雜志不加甄別地采納了作者或第三方中介機構推薦的審稿人，不加選擇地采信了作者或第三方推薦審稿人的意見，與嚴肅學術期刊的做法嚴重不符。這到底是因為涉事雜志對接收稿件程序內控不嚴，還是看到了中國的論文市場有意為之，甚至是與第三方中介機構合謀圈錢，值得進一步查究。

學術造假是對學術資源的極大浪費。要想杜絕學術造假，改革學術評價體系與加強學術出版行業監管必須雙管齊下，兩者缺一不可。

事實上，以往每一次爆出學術造假事件，也都伴隨著對唯論文論的學術評價體系改革的呼聲。但為何雷聲大，雨點小？一方面，這由基礎科研評價的特殊性決定，大部分基礎科研成果無法與市場對接，其前沿性決定了對其評價只能由同行評議完成。另一方面，論文影響因子畢竟是一種具有可視性的量化指標，基于可量化指標的評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為干預，保障公平。

然而，隨著我國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領域的日漸細分，這個評價體系已經不能滿足客觀要求。用什么樣的評價指標去替代論文數和影響因子才能更實事求是地評價應用領域的實踐和技術型人才，是科研管理人員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而對于學術期刊的監管，不僅要學術共同體達成共識、制定更行之有效的學術規范，更需要出版、科技相關管理部門切實加強制度建設和監管，不能讓學術期刊成為“法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