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格局已打破 新秩序尚未建立

黃益平認為，數字時代已經來臨，數字技術已經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實在的沖擊和效應，數字技術對金融行業的沖擊不容小覷。

數字技術在幾乎所有金融領域都在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提高了金融效率，尤其是支持了普惠金融的發展。但同時也有很多問題，例如現金貸、ICO等。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的北京大學金融科技情緒指數顯示，公眾對數字金融的態度上下起伏，非常動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本身發展還不成熟，仍然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監管框架正在逐漸形成，在這個過程中還會出現很多動蕩。未來數字金融行業會發展成什么樣子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傳統金融機構正在大步趕上，過去是互聯網企業引領時代潮流，今后兩者將不斷融合。

數字技術在帶來革命性變化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問題。互聯網技術的長尾效應促使邊際成本接近零，平臺效應可服務眾多客戶，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防范壟斷，避免系統性振蕩。今天還沒有很好的回答。怎樣防范一些平臺利用數據侵犯個人隱私和歧視客戶，也沒有好的監管辦法。此外，當前各地都有許多以燒錢為主的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引領中國經濟的未來還是很大的未知數。“我認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更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持，這是決定下一輪中國能不能變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黃益平強調。

當前金融結構無法滿足技術創新需求

十九大報告提出，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黃益平認為，現代金融體系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需要有耐心的資本。

黃益平表示，金融改革初期，中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發展到今天已經擁有了龐大的資產規模。但同時中國的金融抑制仍然嚴重，政府對金融體系運作的各種干預仍然很普遍。即使在這種條件下也沒有妨礙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和金融穩定，40年來幾乎沒有發生過嚴重的系統性危機。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是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二是政府擔保、政府兜底。這兩條因素結合在一起確保了中國經濟增長40年持續下來。“今天這種情況已難以為繼，增長速度不斷下行，政府也很難再像過去那樣繼續兜底。從2007年開始，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指數持續上漲，這也是為什么近幾年中央將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當作三大攻堅戰之一。”

黃益平認為，我國的金融體系除了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還面臨著支持產業升級換代和新舊動能轉換的重任。“我國的金融行業規模雖然很大，但是在結構上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問題。”

第一、中國的金融體系龐大，但是主要以銀行為主，在非金融企業的總融資當中，銀行貸款占到70%，資本市場不發達。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在制造業簡單擴張的年代沒有問題，現在要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繼續依靠商業銀行支持高風險的科技創新是有問題的。雖然各家銀行開辦了很多科技支行，政府也號召把過去的債務變成股權，但是現在的金融格局并不利于支持下一輪產業升級。

第二，政府鼓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這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資本市場的短期逐利性非常明顯，資本市場是缺乏耐心的。無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創投基金往往都重視短期的回報與退出。公司上市后，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們每天考慮的是投資者的情緒和財務報表，這就造成企業經營短期化行為突出。各地雖然建立很多創投基金，這些創投基金也面臨同樣問題，缺乏耐心，三到七年就要退出，上市成了首要目標。

“技術創新需要有耐心的資本支持，如果沒有這樣的資本支持下一輪的經濟增長就會遇到困難。但完全依靠市場也有局限性。”黃益平進一步指出，過去幾年，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創立了很多產業引導基金，政府出一部分市場籌措一部分，大家合起共同支持地方新興產業發展，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但是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比如，政府干預投資決策，資本進來后仍然不能擺脫市場化資金面對的缺乏耐心的問題。

前段時間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跨境資本流動時發現，什么樣的跨境資本最有利于推動技術進步，支持經濟增長？答案是有耐心的資本，也就是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最有利，更有效果。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套鼓勵更有利于技術進步的投資機制。比如推動成立更多的長期投資基金。加強對廣大投資者的教育。既然賺快錢、賺暴利的投資機會已經一去不復返，那么今后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支持經濟增長和實業發展。從政府角度來說，政府需要采取諸如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政策手段鼓勵支持那些以支持技術進步、效率提高為目的的基金。

總之，中國經濟增長真正觸底反彈的根本條件是產業升級換代、技術創新、效率提高。產業升級換代根本上需要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又需要金融創新，金融創新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能不能逐步培育資本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