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時代，中國與西方關系究竟會走向何方，任何一個智者都會冷靜下來思考。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潘岳的文章《戰國與希臘》（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就試圖從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較中尋求破解中國與西方關系的心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比绾喂揽刂形麝P系，絕對離不開對中西歷史文化的認知與回望。從悠遠的歷史中可以尋找到理解文明發展這個現實話題的重要線索。只有讀懂希臘古典文明，才能讀懂歐美的現代西方文明的內心世界。只有讀懂中華古典文明，才能真正讀懂中國。中國與西方真應該坐下來好好聊聊。

一、 從戰國與希臘古典文明溯源中西政治模式的差異

文化是政治之母。潘岳的文章從戰國與希臘幾位重要的思想家的命運入手來透視中西政治模式的差異。同時期的戰國和古希臘都面臨著內部極度戰亂，且出現了統一運動。然而不同的政治治理思想導致了不同的結局。

如何進行統一呢？諸子百家達成了共識，就是要建立“統一秩序”，他們認為統一的秩序是由亂入治的要道。如何建立統一的秩序？如儒家普遍認為要建立統一的道德秩序，法家普遍認為要建立統一的基層政權治理體系。而儒家的荀子是思想的集大成者，雜糅了法、墨、道各家的精華，他認為，“秦國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信義仁愛，才能成為未來天下正道?！迸嗽乐赋觯胺覄撛炝酥醒爰瘷嗫たh制和基層官僚系統，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正是儒法合流造就了超級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結構，既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動員，又有靈活包容的調節空間。這正是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秘密?！?/p>

而希臘城邦也想建立統一大業，雄辯之王伊索克拉底不斷呼吁“大希臘”，結果是亞歷山大建立了大希臘殖民帝國。但他死后，帝國分裂為三，無法團結融合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士多德并沒有教過他大規模政治體理論。亞里士多德認為，“像埃及、波斯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進的，只有希臘城邦政治才能叫做‘政治’”。其實，希臘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列國并存的形態。潘岳指出，“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是自治。‘絕對自治’也意味著‘絕對地方主義’，讓統一變得不可能。希臘被羅馬征服之前都沒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滿意的“聯邦制”。希臘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聯盟，互相斗爭而從不認為存在一個‘共同的秩序’。”

正是因為沒有共同的秩序，只能在征占地創建希臘式的自治城市，放棄了對當地社會的長遠整合規劃，沒有對所征占的龐大帝國進行內部政治的整合，沒有進行基層政權建構，只管軍事和稅收，進行武力征服。一旦中央權力衰弱，就產生離心力，城市紛紛脫離控制。希臘城邦對“本土性”的絕對堅持，導致了政治的封閉。

如何看待統治者呢？戰國繼承了周人的“天命”觀念。天命垂愛那些照顧百姓的王者。國家的統治者必須具有道德修養和能力?！疤烀鼰o常，唯德是親”是對領袖的期待。統治者貴為天子，“奉天承運”。天子受命擁有“天下”，統治者是具有天命的領袖，其它人要服從天命安排，個人要服從集體。潘岳指出，“天命包括武力和道德。誰能既強大，又保民，誰才能擁有天命。對‘天下’的執著，是歷代中國政治家群體最為獨特之處”。古希臘與此不同。如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古希臘人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縛。在希臘神話中，沒有誰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古希臘宗教的神不過是大寫的人而已，也沒有很高的權威，如宙斯神的行為也很不檢點。這種觀念造就了古希臘人很難產生服從外來權威的精神，彰顯了個人主義的天性。

如何處理城邦之間的關系呢？戰國繼承了周人注重和諧與合作的新秩序。周人的新封國對周天子負有拱衛責任，非周人的封國通過與周王朝聯姻而建立親戚關系。各分封國都有強制性的責任，諸侯也必須尊重當地原有的風俗習慣和法令制度，都要懂得守規矩。這強化了邦國之間同屬“華夏世界”的認同。而希臘城邦之間沒有建立責任關系，并且希臘城邦內外有別。亞里士多德要求馬其頓對亞洲人可以像“主人”（對奴隸）那樣統治，但對于希臘各城邦的人，要像“頭領”（對追隨者）那樣對待。潘岳指出，“亞里士多德這句話正是“希臘帝國”的精髓——內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隸。這種希臘史帝國成為日后歐洲帝國的精神原型和政治模板?！辈坏貌徽f歐美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源于這個文化基因。

同一時期，戰國與希臘孕育出了各自的文明內核，塑造了兩種不同的政治道路，既創造了豐厚的精神遺產，也暴露了胎里帶來的先天不足。

二、 “咱們”攜手共創美好世界

潘岳認為，“當今時代，最大的矛盾就是‘自由優先’還是‘秩序優先’。這也恰好是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蔽覀兛梢岳^承過去，但無法回到過去。我們需要朝前看。德國斯賓格勒曾說：“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純粹的文明就是要不斷摧毀那些業已變成無機的或僵死的形式?！比魏我环N文明都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揚棄、更新、升華自身。覺醒的國家和民族都向內看，正視自身的不足，及時修正自己，不斷螺旋上升；而未覺醒的國家和民族總是向外看，以自我為中心，希望改變別人。

潘岳認為，“文明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以科技為例，中華文明在歷史上就沒能產生出科技文明。從制度上說，當對秩序的追求到了極致的時候，便會阻礙效率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失去創新技術的動力。從價值觀上說，極端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忽視了對客觀世界的邏輯推理，造成理論、實驗和科技互相隔離，阻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敝腥A文明要正視自己的短板，要向希臘文明學習。

希臘古典文明也有向中華文明取經的必要，吸收“和”“仁愛”等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去掉霸權與普世價值的神話，還原歐美作為多元世界之一級而非中心的正常地位。正是因為雙方都有先天不足，所有才有互補、交叉、提升的必要。梁啟超說，“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正是我們的責任?！比魏我环蕉疾荒芤詭煚斪跃?，推廣自己的價值理念，而是要欣賞差異，接納差異，讓這種差異成為自身發展的動力，而不是成為發展的障礙。只有這樣，“我們”與“你們”，最終變成“咱們”，咱們誰也離不開誰，是命運共同體，攜手共創美好世界。

潘岳指出，“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徑。保留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為文明日后的升華留下可能。多元與矛盾并存，會為人類文明基因庫留下更多種子。自由帶來的創造力與秩序的寶貴同等重要，問題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選一，而是在哪個環節加強自由，哪個環節加強秩序?！边@已經跳出了二元對立思維的陷阱，這種協調并舉的立體思維有利于解放思想，體現了極好的開放格局，有利于理論和實踐的創新，共創中西美好的未來。